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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一株合欢树（第5页）

我在一旁静听他们的谈话。

开头，我认为那都是些例行的套话。

无非是爸爸问她在这儿住了多少年？家里几口人？房子够不够住？生活上怎么样？……老太婆的回答勾勒出了一个北京最平凡的市民家庭的毫无浪漫气息的变迁：当她还是一个“丫头片子”

的时候，她家就住在这儿了。

她父亲是个厨子，母亲是个摆小摊的小贩。

当生活把她推到家庭的中心位置时，这里外两间小屋曾经住过八口人：瘫痪在床的父亲，精神失常的母亲，她和掏粪为业的丈夫，她们的两个儿子，她的尚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那时候里外屋的多一半都被铺板填塞着，几层关系的八口人就那么混沌地在铺板上吃饭、睡觉、吵架、嬉笑……新中国的成立确确实实给这个市民家庭带来了恩惠：她的老父老母寿终正寝，后事办得不错；弟妹长大成人各有工作，迁出另过了；虽然他们又陆续添了一儿一女，但合家六口人关系不那么复杂，住得松快些，手头也富裕些了。

北京的市民家庭有一种古怪的习惯，他们不将家庭照片存放在照相簿中，而是用很大的镜框，将大大小小的照片密密麻麻地陈列于墙上，作为一种同年画配套的装饰。

老太婆说话当中，便指点着镜框中的照片，请爸爸和我去观看。

镜框中最大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

：女主人和一位高颧骨、眯缝眼的老头端坐当中，后面拱卫着年龄不等的三男一女。

老太婆指着照片上的大儿子骄傲地说：“我们老大解放前满世界捡煤渣，连条不露腚的裤子都没穿过；解放后托的福，上了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分到东北的矿上当技术员，头年给提了工程师。

如今媳妇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住着楼房，独门独户的单元，比我们这儿强多了。”

接着又介绍老二：“上的师范，毕业以后分到门头沟教书，有了对象，不常来家。”

又指指最小的闺女说：“头年中学毕的业，待分配呢。

在家腻烦了小半年，要不是走我老伴他们清洁队的后门，如今还当不上基建队的临时工呢，虽说是个闺女，在家粗活没少干，这整天地和泥她还顶得住。”

我见她唯独不介绍那看去同我年龄相仿的老三，不禁指着相片问道：“他呢？”

老太婆脸色一暗，嘴角边的皱纹抖了几抖，叹了口气说：“实不瞒你们，他在天堂河农场。

进去快四年了。”

我当然知道天堂河农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地方，“进去”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字眼。

可是爸爸遇上这种情况却比我迟钝多了。

他没明白老太婆的意思，追问着：“他在那儿干得怎么样？安心吗？”

老太婆瘪瘪嘴说：“不安心又怎么着？判的五年，还有一年的熬头呢。”

爸爸这才明白了这位老三的命运。

他询问老三“进去”

的缘由。

老太婆坐回到椅子上，絮絮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怨谁。

他没赶上他大哥那样的好日子：系着红领巾，戴着青年团的牌牌，正经八百地念书知理……他懂事没多久就遇上了‘史无前例’，学校里不上课，时兴把痰盂扣到老师们头上，学生斗先生，左邻右舍有被扫地出门的，有被捆到树上挨揍的，这门外湖边时不时有投水自尽的……我们老三也就把人命看轻贱了，动不动就伸长脖子，瞪着眼骂人，一句话不合适，就敢舞刀使棒。

我和他老子说他他不听，大哥二哥劝他他不改，妹妹见他犯狂就知道呜呜地哭……果不其然，有天他出去晃荡再没回来，公安局通知我们，把他给铐走了——他跟几个哥儿们在公园里胡闹，也不为个什么新仇旧恨，不过是人家挤了他们一下，他们就动刀子捅人，把人家捅了个重伤……唉，这些事就甭提啦。

我也不明白，解放后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干吗非搞个‘史无前例’。

我盼我的儿女都能像老大老二一样，成个栋梁，谁曾想老三折进了天堂河，老疙瘩毕了业又没处安置……”

爸爸认真地听着老太婆的倾诉，眉心挤出了个“川”

字。

他眼里似乎流动着一种思考的波光。

我可是没觉得有啥稀奇。

这类的家庭我早有接触，我知道许多比这老太婆讲述的更具戏剧性的家庭轶闻。

爸爸站了起来，仔细地环顾着屋中的家具陈设，亲切地问：“你们生活上没有什么困难吧？”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虽说如今涨价的东西真不少，我们也还算过得乐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