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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第2页）

，总是静静地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属于“省事”

的一流，品质、功课、纪律性都具中上水平。

在这次以前，他似乎只在初中毕业时，随别的同学来我家坐过一会儿。

他今天怎么想起来拜访我？

我笨拙地吸着香烟，眼睛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等着邹宇平开口。

来拜访我的毕业生，各种性格、各种思想情绪的都有。

比如说，前天晚上来的刘丽云，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翘鼻子姑娘，爸爸是食品公司一个下属单位的党，自己如今当了邮递员，就属于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直言不讳的“小钢炮”

；她一边不停歇地嗑着葵花子，一边脸庞喷红地大声对我议论说：“反正我想不通！

周总理是党的副主席，干吗反倒要让政治局一个普通委员，给他送批林批孔材料？这人在国务院任吗职务也没有，凭什么把国务院的人全叫到首都体育馆开大会？倒好像周总理得听她指挥似的——什么呀，我想不通，反正！”

她把“什么”

发成“什马”

的音，听得出来是表示蔑视。

我并不阻止她“口出狂言”

，但也并不附和插话。

我爱人提醒她：“这样的话你可别到处乱说去……”

她自信地把头一摆：“反正我又不是傻瓜！

……唉，要是见着晁老师这样的人，也得把心里话憋着，那我非得憋破肚皮不可，准的！”

……再比如，十天半月总要来我家一趟的赵海涛，黑黝黝的皮肤，精壮得像头小牛犊，话不多，来了就求我帮他借书，什么小说诗歌他一律不看，他感兴趣的是数学书，他似乎在悄悄钻研个挺高深的数学问题，问他，他只是憨笑，永远不予解释。

他那诚恳而固执的借书态度，连我爱人也为之感动，常敦促我想方设法，托亲觅友，去为他掏腾一两本名称古怪的数学书——由于他总是如期归还，而且还回来的书总是面目一新，不仅细心地包上书皮，有时还代为重新装订，甚至把平装变为精装，所以我那些在科研部门工作的亲友，倒也越来越乐于借书给他。

他的工作单位是废品回收公司，具体来说，他每日的工作就是蹬着平板三轮，到街头巷尾去收破料。

有一回，我爱人忍不住问他：“你钻研这些个学问干吗？人家准得说你不安心工作，搞‘白专’吧？”

他静静地坐在床沿上，两眼闪闪地、慢腾腾地说：“学问是有用的。

我收废品，付款从来没出过差错，批我‘白专’就批去吧。

我等着，总有一天……”

刘丽云也罢，赵海涛也罢，都好理解。

可是我同邹宇平对坐了一会儿以后，却觉得他越来越不好理解。

他似乎并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也并不是有什么事来求我帮助。

当然，也有那样的毕业生，他们来看望我，仅仅是出于凑巧路过了我家院门，或者仅仅是出于节日的一种礼貌表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起码总得问问我最近工作忙不忙、身体好不好，总要主动跟我说说他们自己的事儿……这个邹宇平却古怪到极点，我不说话，他便也不说话；甚至我问他一句什么，他也心不在焉，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俩就这么耗了一会儿。

倘若是在另一种情境下，我也许反而会因他的古怪，产生一种探究的兴趣。

只是那天晚上，我心里正横着“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的阴云，因此缺乏足够的耐心。

我烦躁地打量了他几眼，这才发现他穿着十分讲究，上身是淡咖啡色的宽条灯芯绒夹克，下身是裤线可以削萝卜的蛋青色的确良裤，脚下蹬着一双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线条粗犷的深黄皮鞋。

我自己虽然不讲究穿戴，但是，对于注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的人，倒从来毫无“上纲上线”

的腹诽——我总觉得，只要人家思想品德正派、工作积极努力，穿戴得讲究些，应属于允许范围之内的事儿。

邹宇平见我用眼光在扫视他，不由得放平了翘叠的右腿，顿时提起了精神——也许是以为我会批评他，感到紧张。

我批评他这个干吗呢？不，我告诉他：“这两天，有点头疼……”

他意识到这其实就是逐客令，于是他站了起来……

这个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