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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姑娘（第3页）

他的事业非常顺利，生活也很幸福。

他的妻子——大学里的一位资料管理员，有一天用极为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问他：“你这个批评家怎么总是在批，而不见你评呢？没见你写过一篇文章来肯定过一个作品哩！”

他略事思考，便极潇洒地打了个榧子说：“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妻子当时莞尔一笑，对他的崇拜更增进了一层。

1965年11月12日那天，诸葛岩拿到了一张头天在上海出版的《文汇报》，发现上头有篇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这以前他一直是引为同志的，这回这篇文章却令他心中不快，一是他觉得味未免太重了，有失文采；二是他觉得生拉硬扯，却并未击中要害。

他以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反历史主义，怎么能那么强调清官的作用，而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呢？于是他耗时三个晚上，写成了一篇既批判《海瑞罢官》但也与商榷的文章，于1966年春天刊登在一家大报上。

诸葛岩万万没有想到，短暂的春天一过，炎夏到来，他的命运竟起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时局以转瞬即变的速度把他抛到了反革命的位置上！

运动一起来，他成了对吴晗进行假批判的典型，被红卫兵剃光了头，挂上了铁板制成的“黑帮”

牌，打入了牛棚。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了已被他遗忘的巴人，原来被批判竟是这般的痛苦。

当他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军代表进驻了城的文联，他在的人，他以往的批判锋芒，什么“商榷”

呀，“警惕副作用”

呀，“滑到了危险的轨道上”

呀，如今看来都是些带有“费厄泼赖”

气息的“假批判”

语言，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学会了“最、最、最”

的造句方式，以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一类的修辞手段。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老婆对他的全部崇拜。

1973年，他幸运地被吸收进了一个名叫“葛祺绶”

的写作班子，在写作班子里他是最低贱的一员，但以“葛祺绶”

名义发表的文章，一大半以上其实都是他执笔之作，这些文章全是评论样板戏的，当然字字句句段段篇篇都是谀颂之词。

他的老婆对这些文章的评价颇为中肯：“只有四种人看，一是你们这些臭笔杆子，二是报纸的硬头皮编辑，三是工厂无可奈何的排字工人，四是那些整天太阳筋痛的校对员，再没有了。”

对于这种评价，他不置一词，只是淡然一笑。

粉碎“”

以后，诸葛岩确是欢欣鼓舞，他很快便“说清楚”

了，当年那篇“假批判”

的文章，使他获得了加倍的谅解，甚至还获得了几分尊敬。

他的思想观点、风度气质迅速地恢复到了“”

前的状况。

他极其自然地又成了一个忙于到处发现问题和消除副作用的批评家。

他觉得该站出来大声疾呼的事情真是不少：杂志上出现的一些反映“”

时期冤案的短篇小说，岂不是索尔仁尼琴式的“监狱文学”

吗？一些以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新话剧，岂不是在泛滥黄色和人性论吗？……

恰在这个时候，他遇上了这么个神秘的女读者。

四